先发一章：身后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

鲁迅去世后，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最终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适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鲁迅的好友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周扬任校长。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适，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适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胡适晚年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1946年初，郭沫若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1）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2）多多塑造鲁迅像；（3）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还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监狱中，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扶柩。其中，周扬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后来，周扬还将胡风等人送进了监狱。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60年代，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与鲁迅曾有论战的梁实秋公开反对国民党禁鲁迅作品。

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这位部长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

80年代，薛绶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第一次收录了鲁迅那位被遗忘的夫人朱安的照片，结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

王朔说：“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在2009年8月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中学语文老师一起，就新时代鲁迅作品应该不应该再编入教科书展开了探讨。一些一线语文教师反映：“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据某篇新闻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