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一）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鲁迅在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演讲时说：“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可是到了北京，去看故宫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皇帝我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于能和朋友进行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们都下跪，只听到‘嗻、嗻’之声，那有什么趣味，但是皇帝还是有人做，因为他们和外界隔绝，不知道外面还有世界。”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

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说：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说：“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鲁迅说：“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回来，就是回来。”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鲁迅说：“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来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郁达夫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内有名言“一切艺术皆宣传”。鲁迅很是欣赏，但他加了一句话：“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将它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鲁迅在《算账》中写道：“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