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一）

夏丏尊回忆，鲁迅穿衣服向来不讲究，他从端午到重阳，一直穿着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1926年初秋，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教，途径上海，朋友们为他洗尘。夏丏尊发现，时隔二十年，鲁迅还穿着洋官纱。他对鲁迅说：“依旧是洋官纱吗？”鲁迅苦笑着回答：“呃，还是洋官纱！”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一千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们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说：“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鲁迅对周作人的儿子坐包车上下学很看不惯，说：“少爷派头，坐包车。”

孔另境回忆，一家书坊让鲁迅译书，说好按实字计酬（即不计算标点符号）。鲁迅同意翻译，但译文未加任何标点，也不分段，每张纸写得满满的，不空一格。书坊将稿件退回，请鲁迅分章节并加标点，鲁迅回信说，分段落加标点要另算钱，从此，书坊计算稿费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鲁迅曾和几个青年编《海燕》，刚出了几期就被当局查封。杂志被封后，代售的书商打算赖账，鲁迅石始终无法收回钱。最后他说：“好的，你不给钱我有办法，我这里都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

张友松回忆，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常欠作者稿费，他与人约定付款期限，总是说某月某日“以后”一定送来，而不说“以前”，鲁迅戏言：“他这样说，是永远不会失信的。”鲁迅因北新拖欠稿酬，曾诉诸法院，胜诉后，鲁迅便自制了印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版权印花，以后新书出版，书商需到鲁迅处购买印花，贴在书上，作为防伪标记，并防止书商再拖欠稿酬。

因为和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在出版《两地书》时，鲁迅特地先和另一家天马公司接触，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北新书局。李小峰甚为着急，鲁迅便借此机会要求北新多支付版税。

鲁迅很是节俭，他的许多信封都是自己做的，他利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废纸，比如朋友寄来的大而厚的信封翻过来做成新的信封，或者用朋友寄来的包裹纸，或者用废纸。鲁迅收到包裹后，不但将包裹纸摊平、放好备用，连包扎包裹的绳子都收起来备用。

但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爱吃糖，但总买三四角钱一磅的廉价糖。在北京时，偶尔也会从稿费中拿出一些，到东城一家有名的法国点心铺买两块蛋糕来吃，也喜欢请许广平等几个女学生吃。但人多的时候他一般不会拿出来，许问为什么，他答：“你不晓得，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鲁迅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一直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但鲁迅认为开销太大，因为请厨师每月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鲁迅家中只有两个年老的女佣人，都六七十岁了，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广平亲自去做。来了客人，也是许亲自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他们平常自己吃饭时就只有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