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二）

胡风在《鲁迅先生》中说：“例如韩侍桁……鲁迅尽力帮助他……促进他学习，在思想上进步，后来回上海，还是依靠鲁迅。但他在生活上糜乱不堪，竟至要鲁迅替他买壮阳药。说，他自己不好去买，那给人知道了名誉不好。鲁迅有一次忍不住提到这件事，气愤地说：‘他怕名誉不好，难道我就不怕名誉不好么？’”

胡风回忆，鲁迅为患有严重肺病的文学青年叶紫出版小说集，叶向人夸耀，说他的生活是靠“老头子”维持的，鲁迅听到此话极不舒服，在一次谈话中悻悻地说：“只有我母亲的生活才是靠我维持的……”

许广平回忆，杨骚到鲁迅家中吃饭，谈及恋人白薇身体不好，他们缺钱，鲁迅便答应借钱给杨，二人约好不告诉白薇。不久，杨的一位好友找鲁迅借钱，提及杨借钱一事。当时鲁迅正准备避难，未同意。杨的好友为此怪罪鲁迅，而杨与鲁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直至互不往来。后来，鲁迅准备翻译《十月》，杨得知后，迅速译出付梓。鲁迅颇觉好笑，说：“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他照译不误。

据杨骚说，他与鲁迅的失和是因为误会。一次聚会，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的争执，大家不欢而散。鲁迅怒气未消，要拉同席的杨骚要到自己家中聊天，正好杨骚闹肚子，不舒服，便未随他去。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老乡林语堂，心里有了疙瘩。之后，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希望杨骚撰文批驳创造社，杨当时正准备撰文批评施蛰存，没有应承，于是误会加深了。又一次，杨骚参加一次文学青年聚会时，正在兴奋地与人聊天，这时鲁迅进来了。杨看到鲁迅，没有起身招呼，而是继续话题，鲁迅拂袖而出，从此再不愿与杨交一言。

冯雪峰曾与鲁迅比邻而居，他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吃完饭已经十一点，到鲁迅家中聊天，与鲁迅商讨《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之事，有时直接拟题，让鲁迅来写。冯走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鲁迅却还要工作，直到东方发白。许广平劝鲁迅休息，鲁迅说：“有什么法子？人手少，无可推诿。至于他（指冯），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张友松回忆，鲁迅为青年作者叶永蓁修改小说《小小十年》，将之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的小引。春潮书局预付给叶150元版税后，因经营亏损倒闭再无力支付，叶跑到鲁迅处吵闹一番，鲁迅只好将书推荐给其他书店出版。

许广平回忆：“有人（指王志之）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甚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嚎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鲁迅曾对郑振铎谈及，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稿子请他修改，他仔细改后寄回去，青年却责怪他改动太多。第二次青年又请他修改稿子，他改后再寄回，青年却怨他改动太少。鲁迅慨叹道：“现在做事真难极了！”

鲁迅大病初愈，便有许多函稿寄来，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罢？”

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脏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说：“门徒害夫子！”

斗士

鲁迅在南京上学时，回绍兴省亲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鲁迅此时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他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周氏新台门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本家中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同学们每每想到这些留学生的丑态，都忍不住喷饭，有一位留日学生王立才，因而称鲁迅为“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时，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为了到中国，或为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当时，鲁迅唯独对老师藤野很是尊敬，因为藤野对中国学生很是和善，还为鲁迅修改笔记。鲁迅弃医从文时，去向藤野辞别，藤野送鲁迅照片一张，并写下“惜别”二字。鲁迅去世后，有人去访问藤野，藤野已经不大记得往事，只是说确实有为鲁迅修改笔记之事，认为这很平常，觉得鲁迅在文章中将他称为“恩师”颇为奇怪，并且不承认送鲁迅照片之事，说可能是其妻送给鲁迅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课余常习武，目的就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章士钊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式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及中国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得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常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的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是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刑罚的。”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