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介

清未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老百姓叫它“混蛋汤”。鲁迅便将广和居卖的“混蛋汤”这道菜称作“总理衙门”。

1912年5月，鲁迅、许寿裳、蔡谷清（蔡元培的堂弟）及许的侄儿一同从绍兴北上，在上海乘轮船分配仓位时，鲁迅突发奇语：“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的，我不愿和他同房。”原来，蔡曾自述，在北京时他到八大胡同喝花酒，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便让妓院中的男子背着涉水而出。于是，蔡、许二人一间，鲁迅和许的侄儿住一间。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一次次长（副部长）让他批示某公文，他看过公文后，拒绝批准。次长无奈，只好作罢。

寿洙邻回忆，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在厦门时，鲁迅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看他衣着平常，于是乱剃一气。没想到鲁迅给了他一大把钱，理发师既惊讶又惭愧。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便悉心伺候，但鲁迅只照价目表付了帐。理发师问其故？鲁迅说：“上次你乱理，我乱给；这次你认真的理，我就认真的给。”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1934年，《人世间》杂志编辑写信给鲁迅，说想去采访，并希望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的全家福。鲁迅回信拒绝道：“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近来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也。”

鲁迅的某位朋友作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佣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作了官了么？”朋友知其意，答道：“作官归作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呀！”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谿刻

鲁迅三兄弟少时喜欢看鬼怪神仙的书。一年春节，三兄弟凑钱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周作人对鲁迅不让随意取阅感到不满，便将买书之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鲁迅将书拿来给他看看，鲁迅有些惶恐，只好照办。父亲翻看了一会儿，将书还给鲁迅，未置一词。以后，鲁迅便叫周建人“谗人”。叫了几次后，见周建人没有反应，鲁迅以为他不懂“谗人”的意思，就改叫周建人“十足犯贱”。后来见周建人并不理睬，他才不叫了。

周作人回忆，鲁迅“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鲁迅父亲）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