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二）
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6�1谈俳文》）、《立春以前�6�1〈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佟韦回忆，周作人“十分勤奋，一丝不苟。……他在西安时，报纸记者纷纷来访，约他写稿子，他都没有拒绝，经常夜里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后，也未间断写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给他找个助手，……他笑着说：‘这关心我是感谢的，但我写东西从不誉抄，别人也帮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此举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杰若曾搬出原告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她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的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总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谓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卜回忆说：“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丨炸丨弹。”
冰心晚年回忆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曾经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连。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周作人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道：“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梁实秋的另一文《忆周作人先生》里也记录了这次演讲：“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任务，开口之事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们很是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