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

1923年7月，与鲁迅反目后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使得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10月1日他发表《青年脆》一文，“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时受中研院与北大委托劝说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与周见面，但每次周总说南下有种种困难，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佛缘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后来竟变成了老和尚。此后，周作人就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

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间，便开始研读佛经，并且读经颇多。鲁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间，经常前去探望，给周作人带去佛经，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常特地去给周作人买经书。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研究者认为，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文学（一）

文学

周作人与长兄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半年过去，第一册在东京销售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也仅售出二十册上下，再无人问津。鲁迅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有很大区别。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翻译小说，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后更名为《空大鼓》。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说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谈到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的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6�1自序一》中说，这年冬天特别多雨，他常希望这种天气，“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有人谈鲜花，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实现，只好写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迥异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汪静之诗“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