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

朱自清这样评价叶公超，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有人说叶公超的书画清新而不落俗套，有着浓郁的书卷气，这一切和他潇洒脱俗的生活态度有关，“他那自然自在、忘怀得失，不论在朝在野，无时无地，莫不如是，大有超然物外的逸趣”，属于“典型的书生本色”。他从来不是政客，而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生当转型、易代之际，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而出入国门，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语”与世界各国政要觥筹交错，意气风发。退而在野，则以传统的中国书画自娱，俨然是长衫飘飘的文人。

何怀硕回忆：尤其令人感动的公超老师把晚辈如我当朋友看待，使你在光风霁月中与天光云影共徘徊，慢慢忘却了由敬谨而生的拘束。老师是卿相犹是布衣，是饱经沧桑的老人犹是赤子。与他相识相知的人，永远感受到他那元气淋漓的生命热力，使你化卑怯为勇气，从悲观迷惘中而生积极进取之心。而且，他使人自然领略到平等自由的人格尊严，因为，在他心目中，王侯与寒士无所轩轾。

费正清称叶公超是“一位有才华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成为主要的战后外交家。”

在众多悼念文中，陈香梅女士写的文字，或许最解人意：“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

陈香梅的诗文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几天后，《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因此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作者在征引陈香梅的诗句 “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之后，又赞叹道：叶公超如果真是如此，则“享寿七十八而终，又有何憾！”与此同时，作者还匠心独具地在“三不朽”之上提出第四个“不朽”。他说：“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消，也是不枉不朽了。”

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位名士的比较中，季羡林认为：“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叶公超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分，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这番话耐人寻味。

陆铿说：“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黄少谷说，“他（叶公超）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

何世礼谈起孙立人和叶公超时说：“这两位朋友都是头等人才，就是脾气太坏，劝了不知多少次，他们都不听！”

李敖在回忆录中说，叶公超曾表示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

在外交舞台上，有人把叶公超比作春秋时的晏子。他的能言善辩来自于“诗教”，他常说“不学诗，无以言”。

有人叶公超与麦克阿瑟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叶公超素有“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

陶希圣评价叶公超有“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