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叶公超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后不久,被任命为政务委员,实际上形同软禁。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讲授“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在叶公超生命的最后20年里,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之类的头衔,实际上已无政可问,如他自己对一位老友说的,“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准备再用”。
被困台湾,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他说:“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直到1977年12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
叶公超到了美国,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晚景
1961年10月,叶公超一下飞机就表示不愿发表谈话,也不接受采访。《大华晚报》年轻记者杨月荪在门口堵了他两天,都无功而返,后来听说他有可能清早起来到附近的植物园散步,第四天一早终于看见他一身深色西装出来了。
那天,他照样拒绝了采访的要求,由于记者锲而不舍地跟在后面,他表示可以陪他散步、吃早点。叶、杨二人在植物园绕了几个圈子后,“出来在附近小食铺子他请吃早点的时候,却已温和了许多;告诉我豆浆、烧饼、油条是‘中国人最营养可口的食物’。”他还笑着说他最喜欢吃豆腐,在美国他有时自己也做豆腐,说是比李石曾做的还嫩。杨当天就写了一篇与叶公超“谈豆腐”,算是交了差。
当另一位早就认识的记者于衡到招待所看望叶公超时,叶说自己在台北住得很闷,问于衡能不能替他找个高级**,一起到新店碧潭去泛舟。于衡说自己没有这套本事,叶公超不无奚落地说:“你这个记者做得十分窝囊。”然后他又问于衡是否认识何秀子其人,何是1956年到1966年间台北名噪一时的名女人,以媒介色情为业。于回答说:“不熟。”叶公超说:“我看你可以改行,不必做新闻记者了。”他接着吟诵了李白的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961年年底,叶公超请刚从日本来的新闻界老友乐恕人叙旧吃饭,提出了有趣的三条件:一、不上馆子,在家里便饭;二、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家常小菜;三、午后二时起,要睡午觉,恕不奉陪。那时,他住在一间独立门户的旧房子里,客厅、餐厅、卧室全在二楼,有男女仆人各一。
叶公超回到台湾后,先是在松江路108巷6号住了一年,后搬到同巷的18号2楼,一住近十年。其间,和报人出身的叶明勋邻居,常到他家吃饭,对叶明勋做的鸭面赞赏不已。他们曾谈论合开一家鸭面店,取名“二叶庄”,连地点都选定了,在南京东路与吉林路交叉口的空地上,计划以竹片围成别致的店面,隔成两部分,一部分专卖鸭汤面,备各种中国酒,并有肫肝卤菜等,另一部分出售他的字画。“二叶庄”当然没有开成。
之后,叶公超搬到远离尘嚣的天母山腰,给住处起名“龙山拓园”。除了与书画为伴,他还养了两只大狗,每天清晨牵狗散步到山下。为了以走路代替运动,他专门拜托邮局把书报杂志送到山下的天母派出所,然后走路去取,每天如此,从不间断。
最后,叶公超再搬回到市区信义路的水晶大厦10楼,因为没有了养狗的环境,所以他将两只狗送了人。每次想起,他都十分怀念。
1964年,费正清访问台湾,和叶公超见了面,费回忆说:“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这一次,他带着我们乘火车到台中去参观存放在那里的故宫的艺术珍藏。当时拉里•西克曼正在那儿对这些东西拍照。我们住在台湾第一银行的招待所里,碰到了许多企业家,叶公超认为他们将来会给台湾带来一些希望。在访台期间能和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件幸事。”
1977年,费正清再度造访台湾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丨警丨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叶公超对一个现代歌舞团甚感兴趣,他陪同我们前往有2000人观看演出的中山纪念堂。这次演出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观众在情绪上似乎完全是西方国际式的。文学和艺术正在台北蓬勃发展。这是我们这个伟大世界的一部分。”
70岁生日时,叶公超说人老之后有“三怕”:一怕病;二怕不能吸收新思想;三怕失去青年朋友。针对“三怕”,他许下“三愿”:一、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二、要不停地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使自己的知识日久常新,不致跟时代脱节,并不致被目为落伍;三、要结交新朋友,尤其要结交年轻朋友,使自己生活在青年中,永远保持青春活力和情趣,并进而使自己心理更新。
为此,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从事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每天都要浏览中外新书,以增长见闻。对青年朋友,他更是热爱有加。虽然他不愿回想过去的辉煌,但他偶尔也会和他们兴冲冲地谈起当年的政治外交,以及对时事的看法。
叶公超晚年时,书房中挂的是他指定何怀硕画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