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二）

1949年，叶公超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蒋政权败退孤岛，惊魂未定，前路未卜，正是在叶公超手里，签署了台湾《对日和约》(1952年)和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特别是后者，对蒋政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保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在反复权衡利害后选择了继续“扶蒋反共”的政策。6月27日当晚，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第七舰队“已奉命阻止大陆攻台”，蒋军应停止出动海空力量攻击大陆。对此，台湾“外长”叶公超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声明，接受美国关于防卫台湾计划的原则，但对备忘录持有保留态度，并做出如下几点声明：1、在对日和约签订前，美国政府对于台湾之保卫，自可与“中国政府”共同负担责任；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的上项提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之主权或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3、台湾当局“接受此项建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领土完整之立常这表明台湾当局既依赖于美国，乞求美国的武力保护，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态度。

叶公超丛上任直到1958年离任，是蒋介石统治时期，乃至整个民国史上，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

1958年8月，叶公超出任“驻美大使”。赴任之前，蒋介石特地约见叶于桃园角板山宾馆。据悉，蒋介石殷殷致意，耳提面命，握谈良久。叶辞出，蒋介石亲送到角板山宾馆门口台阶，叶鞠躬请蒋留步，蒋仍执意不回，目送叶公超上车，蒋犹挥手致意。

1958年7月至1960年5月大约两年期间，“外交部长”黄少谷常将“国家”大事、“外交决策”专电专函“就教”叶公超，蒋介石对叶公超之期望至为殷切，每将“国家”重要大事，涉及国际、涉及美国者，常就商叶公超“大使执事”及公超同志办理。

叶公超对他们的徵询意见，无不精密思考，令专人书缮或亲自起草亲书，而后谨复。他个人也特别向高层提供所见撰文呈参。叶在美任初期极为蒋介石所信赖，交办事项颇多，以至叶春风得意，斗志高昂，为“国家”办了不少重要交涉要案。

1958年9月，叶公超到达华盛顿任所后，首先健全内部组织，统一指挥“政府”派在美国任何之机构及其人员。叶于1959年1月8日，呈蒋介石一秘密长函，其中谈及重组事：“职来美就任时，曾奉院令对驻美京各机构统一指挥，遂于到任后，已将经济文化两‘参事处’全部迁入‘大使馆’合署办公，并将会馆工作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秘书、总务、会计及领务组，‘武官办公处’即在‘大使馆’办公处对面与合署相闻，指挥亦便，各‘武官’工作尚勤，驻在美京各使馆因有若干共产国家在内，故有关机密处所，例不许武官参观，职有机会参观时，即偕同‘武官’前往，俾可看到一些新东西。”

为“大使馆”统一指挥及加强“大使馆”文化参事处业务起见，叶公超于1959年2月5日特函“教育部”长梅贻琦（月函）：“文参处业务颇繁，今后调派人员，如能遴选语言文字技能较优可不必在外同时进修学业者，该处工作当可更为积极，其以出国深造获取学位为目的者，似应另谋途径，庶使在美文教工作得以顺利推行。”

梅尊重老友叶的意见，随即改组驻美“大使馆文参处”人事，并迁入“使馆”办公。

叶公超到任第二件大事，办理“大使馆”馆员与“外交部”部内官员内外互调一事，以新陈代谢，特呈请“外交部”将馆内一些已任职10、20年以上资深馆员，调回“外交部”历练熟习“国情”。1958年12月，叶公超调“驻美大使馆”主管政治事务“参事”崔存璘，主管“大使”中文文件“参事”傅冠雄、一等秘书周尔燻回台办事。崔存璘浙江鄞县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多次在美活动期间，崔存璘协助最多。宋对崔之突然调任颇为关切，还迭次便询“叶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