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他历数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叶盛赞鲁迅说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言犹未尽，接着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又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鲁迅》，对这位敌对阵营的旗手作了更全面、更公正的分析。他在文章中说，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不过，鲁迅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但转眼之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其实，连鲁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常常劝大家不要弄到恨恨而死。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的暴露自己。叶公超还写道，鲁迅其实是一个浪漫气质的人，他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但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章的最后，叶公超再次热烈地称赞鲁迅的杂文：“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叶公超对林琴南的评论也做到了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他对学生艾山等说：“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1932年1月27日，叶公超时在清华大学教书，在请吴宓、浦江清吃饭时，“谈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与上海鸦片贩之关系，叹息痛恨中国之政治已不可为。”

1936年2月29日，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学生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于是，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清华学生会主席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和往常一样从阅览室穿行而过。这天，他特地走过去对华道一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

他的话让华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除了课堂上听叶公超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先生不一定认识自己呢。

晚上，华道一从校长梅贻琦处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于是躲到了叶公超的家里。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全家统一口径。当夜，华道一睡在叶家客厅的长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在叶家吃过西式早点后，华道一回无锡老家躲避。

华道一回忆说，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北大学子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常风回忆：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叶公超一回到北平，就与常风一道拜访周作人，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相机南下，以免为日伪所利用。

1945年12月28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宣部派驻代表各国午餐，并征询对海外宣传的有关问题。负责情报收集的侍从室幕僚唐纵说：“中共武装为各国所无，有武装之政党，即足以破坏统一之政府与和平之世界；另一点即内政上之弱点，吾人承认，但吾人在在努力改革。”这时，叶公超说，英国人曾问他，“国民党之政权系从武力获得，何以共产党之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当即回答：“吾人推翻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