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
叶公超九岁就到英国念书，然后到美国念中学，毕业后考入爱默斯(Amherst)大学，师从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后又入英国剑桥大学马地兰学院，攻读文艺心理学，与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交往密切。
叶公超是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叶公超在北大结识徐志摩、林语堂等人，与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使叶公超很快成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开始在文学圈崭露头角。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叶公超就在《新月》发表《写实小说的命运》一文。
叶公超曾任《北京英文日报》、《远东英文时报》主笔。适逢新月社和中国戏剧社兴办，他与徐志摩、陈源、胡适、余上沅、闻一多等同好结盟，为《现代评论》、《剧刊》撰稿，介绍当代英美文学。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以英文写作的十四行诗，成为诗友们相传的佳话。
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他主持“海外出版专栏”，介绍海外文学近况，除自己执笔外，还邀请自己的高足，清华大学的钱锺书、曹葆华、余冠英、李长之、杨绛以及北大的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开始应邀投稿。叶公超的妹妹叶崇德回忆说：“他们大抵因投稿《新月》而成名，后来也都继续创作、翻译，为30年代的重要作家。”
这一时期，《新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西方现代诗艺的翻译和介绍。而且在叶公超的指导和关心下,英国现代派大师T�6�1S�6�1艾略特的理论和作品成为介绍的重点。
《新月》停刊后，叶公超兴犹未尽，鼓起余勇，与闻一多、林徽音等原新月的同仁，创办《学文》月刊，自任主编。但后因他要出国休假，《学文》停刊。
叶公超曾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近代英美诗选》等丛书。
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有人认为，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懒”。
1966年，叶公超应邀主编《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艺术篇》，亲自撰写了《结语》和《六十年来之中国绘画》。他说：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现在的社会不能培养艺术家，甚至提供有抱负的艺术家适当的工作环境。他认为，古人在书画方面为什么成就卓越，能千古流传，主要原因是当时大半的艺术家有皇帝或贵族供养生活，能一心一意为艺术而艺术，问题是没有独立性。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如果能把部分资金用来支持艺术，使艺术本身不用去敷衍官方或有钱人，那样艺术才能独立。“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认为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作力，这是不管用的。
1973年11月11日到17日，“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台湾举行，主题是“弘扬诗教，促进大同。”11月13日下午，由叶公超主讲“诗与画”。他说这个题目不如叫“诗在画中的地位”更为恰当。中国诗和西方诗起源的时间差不多，虽然中国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史诗，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他说山水画是中国画的骨干。大约11世纪，大部分的中国画中都有诗味表达的特点，一幅画可能表达的是一个风景，也可能是一首诗。在画上题诗成为必要的一步。这是诗与画的第一层关系。画家可能把前人的一首诗配在自己的画中，用来衬托自己的观念或意境，这是第二层。古人讲究诗、书、画三绝，任何好的画几乎都是如此。他感慨现代的画家有很多不是诗人了。
1974年6月23日“诗人节”前夕，“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举行颁奖典礼，主持人余光中请叶公超为颁奖人。那天叶公超在致辞中，从白话诗谈到现代诗，从徐志摩谈到艾略特，中外诗坛掌故，如数家珍。他的音调缓慢而苍劲，娓娓道来别具韵味。他说：“诗人之所以写诗，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冲动的情感要表现，这种情感，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社会的，有感之后才有所发。”他坚持“诗的语言必须有节奏性”，他认为“诗的语言不是直截了当的，诗的语言包括视觉的意义，感觉的意义和听觉的意义。”他没有准备讲稿，没有什么客套话，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不带一个英语单词，颇像老友西窗剪烛，煮酒叙旧，引人入胜。
在落寞的晚年，除了以书画自娱娱人，叶公超曾编英文教科书、国语辞典等造福后人。记者赵世洵有一次夜宿花莲公路招待所，在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一叠英文稿件校样，上面有许多改正的地方，仔细一看是一本大一学生的英文课本。向招待所的人打听，知道这间房在此之前叶公超住过。赵把校样带还给叶公超，他十分感谢：“年纪大，身体差，记忆力也减退了，所以才把这份校稿给忘了。”
1977年12月21日，叶公超在《中国时报》发表《对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