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

1926年，学成归国的叶公超与吴宓结识，想去清华任教。吴宓便为叶公超进入清华的事情奔波，与梅贻琦协商，但最终，叶公超还是没能到清华，而是来到北大。

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二人关系一直很好，吃喝玩乐，谈话教书，吴宓日记处处可见。

叶公超来清华就先住吴宓藤声荷影之馆，吴宓几度天天在叶家搭伙吃饭。到了西南联大，二人一度住的很近，也一起吃饭，吴宓常陪叶公超逛街买菜。

叶公超懒散，公事私事，琐事要事，都支使吴宓去干，“陪（助、偕）超”因此就成了吴宓记日记的常用语。

吴宓曾爱慕燕京大学的女学生陈仰贤，但陈仰贤芳心暗许的却是叶公超。而叶公超却和燕京大学的女学生袁永熹情投意合。吴宓也仰慕袁永熹，于是许渊冲在《诗书人生》一书中言：“对袁永熹和陈仰贤，叶公超可以说是‘双胜’，吴宓则是‘双败’。”

但从吴宓日记来看，叶公超常劝离婚不久的吴宓和陈仰贤结婚，吴宓断然拒绝。

吴宓曾苦恋欧阳采薇，而“薇最倾情于叶公超”，这一次，吴宓又“败”给了叶公超。

对于叶公超，吴宓也常有微词。因微末事，吴宓“殊为郁愤”，他将这些写入日记：“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而实则宓完全在其掌握，对宓既亵侮又不利。如课程则强宓从彼，不许授《文学与人生》……今于此事又如斯相待，可不谓人之无良耶！宓如李纨，超如王熙凤；宓如陈宫，超如曹操……今后只有疏远而慎防之可耳。”“遂益觉超似曹操与Jonathan Wild一流，专行霸道，尚权术，不用感情……超既富有，乃恒计算小账。”“超等牟利，在园中耕地，以种蔬菜。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任继愈《念旧企新》也记载吴宓当面斥责叶公超贪便宜的习性。

1936年7月31日，吴宓背后跟学生谈清华外国语文系事，语有言及叶公超处，事后，他很后悔了，在日记反省“宓对公超似有失言之处”，但他又说：“然公超之不利于清华及个人，据王岷源君所告，亦可证其确也。”

但每每在日记中说完叶公超后，二人又和好如初。

叶公超在西南联大时，有段时间他与吴宓同住在文林街的一所单身教员宿舍,没有夫人做伴，所以他每天早晨都要到菜市场买菜。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普遍困难，他也逐渐放下了教授的架子，买菜好斤斤计较，每次价钱讲妥，他还要从摊贩菜堆里再抓一把放在自己菜篮里，但由于他手脚不灵便,十有八九会被菜贩把菜夺回去。

吴宓有时也陪叶公超去买菜，见此，总觉得有辱斯文，便对叶公超说：“如果你这种受占小便宜的习惯不改，我就不再陪你逛菜场了。”

知己

叶公超回国后，曾在《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工作，他在这里解释了报社的编辑陈应荣。此时，陈应荣的女儿陈香梅刚出生不久。

1947年圣诞节前夕，陈香梅与陈纳德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寓所结婚。这段相差三十多岁的跨国婚姻遭到了女方亲友的竭力反对，社会各界也对此议论纷纷。而身为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却特意从南京赶到上海，充当他们的证婚人。

1958年，陈纳德身患癌症，曾在台北治疗，叶公超在公务之余，经常看望病人。陈香梅说，他来的目的，“一半是陪外子，一半是陪我。外子累了，上楼休息，常对叶……说：‘你陪安娜谈谈，她终日陪着我这个病人太苦了。’”于是二人在客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直到陈在楼上咳嗽起来，叶才起身告辞。

陈纳德去世后，叶公超亲致悼辞，认为死者对中国的友情，会永远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上；“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倔强的自信心，在逆境中挣扎苦斗的毅力，将永为后世所景仰。”

叶公超出使美国后，与孀居的陈香梅在华盛顿再度相逢。陈说：“他单身匹马上任。既有才华，又有傲骨，再加上他那目空一切而又热情洒脱的仪态，马上成为华府的热门人物。”

叶公超去世时，陈香梅正在汉城准备采访韩国总统全斗焕。噩耗传来，她强忍悲痛完成任务后，特地赶到台北致祭。在台北，她看到报章上那些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都是叶公超早年知交和弟子门生写的，不禁感慨万端。她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她质问：“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那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