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一浮毕生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他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

84岁高龄的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那天晚上，他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

面对文革浩劫，马一浮写下：“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当有人告诉马一浮，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胃病加剧，马一浮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及至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评说

周恩来总理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四十、叶公超（草稿）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诗人、学者，曾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

关键词：

性情、包容、傲物、名士、逸事、婚姻、情谊、知己、才情、教学

治学、立场、从政、罢黜、缘由、困境、晚景、顿悟、离世、评说

性情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冯友兰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句话到了西南联大时依然在流传，但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中记录过叶公超的“懒”：“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钱锺书传稿》中也说：“叶公超太懒”，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柳无忌回忆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叶公超曾师从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但他从不炫耀。一次常风在叶公超家中发现了弗洛斯特的两本诗集，扉页上有弗氏为叶公超所书题赠。常风好奇地问叶公超，但叶只说当年在爱默斯大学上学时，弗氏也在该校任教，所以认识了。

据卞之琳说，叶公超离开暨南大学是因为他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就拍桌子辞职。

叶公超看人论物，不以圈子为重，能够超越党派之争，持公正之论。徐志摩是圈内的自己人，鲁迅是新月的仇敌，但叶公超偏偏认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

叶公超名士风范，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

叶公超平生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记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叶公超的工作方法有时别人不理解。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复审时不看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

叶公超很守时。1950年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担任速记的涂翔宇记得，每次院会，叶公超总是第一个到，喜欢在记录席上小坐吸烟，和议事人员聊天，谈笑风生，有时会大谈莎士比亚。

叶公超有时也很认真，一丝不苟，一次应一个文化机构邀请作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演讲，整整忙碌了两个星期。等到演讲时，预定的两小时将到，他兴致正高，人们以为一定完不了，没想到一到时间，他即戛然而止。他手持资料卡说：“我今天所讲的，还不及我准备的四分之一。”场中掌声雷动。

叶公超说：“我在外交部当过九年部长，从未下条子用过一个私人，一个亲戚，这是我平生因为快慰的事。”

晚年，叶公超经常参加各种文化、学术活动。1980年8月，“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在台举行，他已77岁高龄，还担任了文学组主席团的主席之一。1976年12月，他应邀担任张静二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口试主席。指导教授之一张捷按习惯提前一小时出门，到了会场，发现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叶公超早到了，原来他怕天母路远，上班时间车辆太多，总是让司机早早出门。张捷感慨：“叶先生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守时一定也必是他的人生常则之一。”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级电召返台湾，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

有人问叶公超：“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1961年，叶公超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叶公超称自己“喜画兰，怒画竹”，但他晚年画竹多于画兰。

1962年秋天，叶公超游野柳归途，想起十年前签订《对日和约》时，同事郭则生曾步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诗原韵，寄诗一首给他。前尘如梦，往事如烟，他感慨万千，即以原韵写下了诗曰：“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归林倦鸟知安稳，照眼斜阳未觉残。欲借丹霞弥往辙，不因险乱心坛。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日本人想以高价买一幅他手书的这首诗真迹，他坚决拒绝了。

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成功，举世欢庆，叶公超却认为科学破坏了“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情，作七绝一首表示异议：“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叶公超70岁生日时，媒体报道他的生日，他有几分不悦：“我这回生日，过得太招摇了。各报都登了一大篇，这样不好，人家会觉得肉麻。”

《叶公超传》的作者符兆祥说：“叶公超为人爽直，又是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看，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