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五）

据说，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映霞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二人闹翻。郁达夫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问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周象贤、胡建中为见证人，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

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第二封，本为王映霞“致郁达夫夫君收存”的“字据”：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有人认为是王映霞先写了这张字据交郁达夫收执，郁达夫才肯在《大公报》刊登有“神经失常”字样的《道歉启事》的。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这张字据。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连同36年到38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文中他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极力对郁达夫攻击，甚至有“蒙了人皮的兽心”等语，也是辩诬过头，几近谩骂。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也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因为害怕戴笠对郁达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戴笠。郁达夫没有征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带王映霞出国来到新加坡，以至于王映霞后来说自己是“被骗到了星洲”。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与曹聚仁则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