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

1958年，刘文典在昆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博物馆。

按照夫人张秋华的意愿，刘文典逝世后没有立即火化，而是用棺木土葬在了云南大学后面的圆通山上。一年后，由儿子刘平章取出骸骨，火化后送回祖籍安庆安葬，开始简葬于古月庵，后来正式安葬在怀宁县总铺高家山（今属安庆市）。

评价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他在序中手：“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胡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时，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高伯雨评价刘文典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傅来苏在《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中称赞刘文典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的学生评价老师：“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晚年，周作人回忆刘文典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理群评价刘文典：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儿子刘平章谈及父亲刘文典：“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

有人评价刘文典说：是真名士自狂狷。

三十六、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关键词：

启蒙、椽笔、忧国、求索、荣归、共和、周游、立场、言论、

学术、教学、师徒、诤友、激赏、质疑、流质、性情、温情、淋漓、

自负、内省、早秀、逸事、婚恋、风雅、嗜好、陨落、追怀、纷纭

启蒙（一）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启蒙（二）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