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摇笔写诗，托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达***：“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写诗，颂扬***和四人帮：“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为人所诟病。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被拉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丨革丨结束后，其妻埋怨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冯友兰90年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王友琴女士在《林焘先生与文丨革丨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了。冯友兰女儿宗璞与钱钟书夫人杨绛还因为章廷谦文丨革丨之事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1990年3月冯友兰就为自己预拟了95岁寿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１０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评说

北大哲学系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惟独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在西南联大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号）右者”。

何兆武谈冯友兰: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信念的旅程�6�1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幅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