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教诲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6�1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6�1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詈讽（一）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