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谦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6�1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口气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屡以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清华国学院设立之初，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胡适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见胡适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后胡适又协助请来王国维等人。

温煦(一）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温煦（二）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