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难读，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试看以下一段他讥讽日本学者的话：“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时，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嫁给章太炎，章太炎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看来作他的妻子，也非“识字”不可。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边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自恃（二）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