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一）
李季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记载，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他们全班同学曾集体驱赶一位老师，兴奋地迎来辜鸿铭的故事。此前，其主要的专任英文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好好地备课和上课，这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因而激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英文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罢课数星期，最后才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
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简直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他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
辜鸿铭上课时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
教学（二）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
辜鸿铭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辜鸿铭却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6首十几行英文诗。
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辜鸿铭在北大教书时，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他给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辜鸿铭离开北大，也是因为罗家伦。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信给当时的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主任胡适（即《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目前此信存于北大），历数辜鸿铭上课的种种，如“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骂新诗，说不出英文诗的精神等。北大校方接到信后即讨论此事，最后导致辜鸿铭离开北大。
情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