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历来的研究者们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了多种的结论。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影响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从年轻时就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他家中那种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弥漫着的佛教气氛给少年时代的李叔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父亲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李叔同有一位早寡的大侄媳，也是一位佛教徒，李叔同还经常陪她到天津大悲院做佛事，听诵经。

李叔同家里一位姓刘乳母，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如此感伤惆怅、人世无常的诗句。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积淀，到了李叔同步入中年，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终于导致他归隐佛门。

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李家所经营的盐业失败，一倒于义源善票号50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百万家产荡然无存。李叔同名下原有30万巨款可以由他支配，随着家族的衰败，他的钱亦化为乌有。鉴于此，有论者以为李叔同是因家也破产而出家。

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有过的一段不拒小节、风流浪漫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而在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和烦忧。因此他就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幻灭说。亦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革命是曲折复杂的。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勘破红尘，成了“一心持钵，一心念佛”的和尚。

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元配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亦属听命于父母，并无感情可言。而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李叔同在日本又娶有日妾，感情应该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大失所望，终于出家。但这种说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很是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