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只见先生表情为之一变，他以为先生要责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内疚之际，忽听李叔同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正值严冬，这天恰好又碰上狂风大雪。刘质平还是准时赴约了。当他走到教室跟前，发现雪地上已经有了脚印，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团，四周亦空无一人。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静静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师李叔同。此时的李叔同，显得非常满意的样子，他说刘质平已经是准时赴约且又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余分钟，要他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此后，刘质平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后来李叔同出家后谈到这段经历，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还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发现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伞回家。但是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义正词严的说，“岳母大人，当初你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有答应将来下雨借给你伞。”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淋雨回家。

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风流潇洒的纨绔子弟的不羁习气渐渐淡薄下去，李叔同那种狷介如同白鹤的真实性格开始凸显。他一生行事极其认真，而且律己甚严，由此也延伸到平时的与人交往上。况且李叔同不苟言笑，举止凝重恭严，常人看来，总是有些孤僻和怪异的。

丹心

1905年，李叔同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撰《祖国歌》。去日本之前，填‘金缕曲’留别祖国。八月东渡日本。年底，办《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发行。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乐座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这也是中国人演话剧之开端。时李叔同在《茶花女》中，饰女主角“玛格丽特”。

李叔同的文艺观，造就了他富有爱国心，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日战争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历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已跃然于字里行间。

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6�1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1937年，厦门市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事前恳请弘一大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当时厦门开运动会，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是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二是募捐拯救四川难民。但弘一大师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这便有了如此激昂慷慨的壮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一生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至孝

李叔同幼年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那年，他奉母携眷到上海定居，住城南草堂。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自己对丰子恺说过：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跟他母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最幸福，此后便一直忧愁，直到出家（李叔同把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生母是旧家庭中地位低微的小妾，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有一次听讲《地藏经》，他竟涕泗滂沱，难以自已。

1905年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他哀痛万状，改名李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足见其丧母的心情。六月扶柩北上，七月二十九在天津为母丧举行一次“告别式”。

到达天津以后，李叔同为了母亲与老家的人发生了一起冲突。关于此事，李叔同的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为母亲办的这场丧事极不平常，不但打破“外丧不进门”的老规矩，把灵柩抬进了老宅大门，而且是按西式做法办理的。除了致悼词（而非老式的孝子跪地念祭文），全家穿黑衣（老式该穿白衣）送葬以外，最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李叔同亲自奏钢琴，唱悼歌。

在李叔同友人的回忆中，曾提到，李叔同对他们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还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言语之间，流露着无限的遗憾之情。

李叔同对母亲的尽孝是十分虔诚而自觉的，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他1918年正月十五日（2月25日）受三皈依后做了一件海青（僧衣），及学习两堂佛门的功课，“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1935年，弘一大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大师亡母冥诞，大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