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好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