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纭

周作人对苏曼殊作了多方位的评价：

评价曼殊其人云：“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仿佛胡适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中痛骂过《绛纱记》）”。

评价他的诗文云：“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的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和风致，表现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

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苏曼殊的情爱作品，悲剧色彩很浓，茅盾评论说：“我好像看见作者的太赤热的心,在冷冰冰的空气里跳跃。它有很多要诅咒,有很多要共鸣,有很多要反抗。它焦灼地团团转,终于找不到心安的理想、些微的光明来。”

郁达夫说：“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

有人评价说：“作家许地山（落华生）是入世的‘真人’，而和尚苏曼殊是出世的‘情人’。”

裴效维先生的观点“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尚”

友人高燮曾诗赠苏曼殊曰：“住心常觉众生苦，冷眼犹嫌热泪多。”

顾彬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陈平原看来，苏曼殊出于脱苦脱俗的需要，强迫自己信仰佛教，潜意识里却始终浮躁不安，他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柳亚子曾说：“苏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儿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

苏曼殊死，柽山先生挽之曰：“君与基督同年死！”盖苏曼殊死时三十五岁，与基督同。

柳亚子评价苏曼殊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天才。

马一浮评价苏曼殊：“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

茗山大师说自己在“禅堂参悟，而曼殊于妓院得道”。

印顺大师说：“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二十一、黄侃（修订稿）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

圣童、治学、传道、大节、孝道、师徒、

狂戾、伐异、趣闻、嗜欲、狂纵、绝命、评说

圣童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父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

黄侃之父教子甚严，规定《史记》、《汉书》必须从头背到尾。黄侃天资聪明颖慧，幼承庭训，耳濡目染。5岁之际，黄侃随父诣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咸默记之。归后，乃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应江南尊经书院山长之聘，留黄侃于蓉城延师授读。因家用匮乏，黄侃奉母命寄书告父，并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黄云鹄之挚友、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读小季刚诗，诧为奇才，即以其女许之，这就是黄侃的原配王夫人。黄父见到幼儿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9岁的黄侃已能读《经》，日逾千言，人呼“神童”。其父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十岁时，黄侃已读完四书五经。

父亲黄侃对他的教育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十三岁时，父亲病逝，母承父志，仍请人在“归学处”课业，上完课时常常已是深夜，母亲仍秉烛在外面等着。此时家中偏门已锁，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辛苦之极。母亲恐他有畏难情绪，问道：“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苦心，慨然答道：“读书而已。”

黄侃13岁丧父，因系庶（妾）出，颇受歧视。丧父之后，黄侃所受刺激甚深，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其锐敏勤学亦绝人。

黄侃15岁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员。同学中有宋教仁等人，稍后有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

治学

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从此弃政从文，埋头国学。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即静坐恭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脸上被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临终前，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