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说：郭沫若绝对是个奇才，他是学医的，一动手写诗就成为诗坛巨星；一从军就是中将，到南昌去造张发奎的反张还恭恭敬敬的送他去造反，造反失败去搞学术研究就出手不凡，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小酌；写剧本一出手就是宗师；作为党外人士写历史论文被几代共产党领袖奉为自我警惕的经典著作；第一届中研院选院士，他作为唯一的反政府者，以其学术成就毫无疑义的当选。
周扬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写道：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人，起而改革。
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借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体实践的成果。
责砭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的郭世英的同学牟敦白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为才子加流氓，此评流传甚广。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还说一句话广为流传：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据说这是郭沫若自嘲的话，出自：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费正清批评郭沫若“早已成为一个随风转舵的风向标，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诋毁自我，与自己的过去决裂。”
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而创作的。郭沫若在1950年代的言行，为一些文人所不齿，林语堂批评郭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则称之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余英时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稍后又批评郭沫若“扬李（白）抑杜（甫）”，以及“攀援权声”种种（主要指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颂扬）。同时有人撰文说余文谬误。
人格
温儒敏解读郭沫若：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
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陈明远说：“我少年时，认识郭沫若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按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人们可以注意到，郭沫若的表情（可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在五十年代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很少大笑，经常是抿嘴、皱眉、若有所思，‘不得开心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