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

1978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于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郭沫若特别嘱咐夫人于立群将他的《屈原》剧本带到病榻前多次重阅，爱不释手。他对于立群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是个即将就木的人了，我也要生得光荣，死得磊落”。在即将别世时，又一遍遍地低声咏诵屈原的《离骚》。他还让于立群代他记录了吟《离骚》后集原句构思的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当年6月21日，郭沫若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副集字联是他一生勤奋笔耕写作生涯的绝笔。

十四日，新华社发出讣告：“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同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计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宋庆龄、赵紫阳、陈云、邓颖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扬、巴金、夏衍、侯外庐等七十四人。

激赏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院士、（考古组）院士。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评论郭沫若时就说过：“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作者致生特别兴趣”，“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

褚遂初评价郭沫若的作品：“那《棠棣之花》是以诗意的浓郁见称，《屈原》是以气魄的雄伟出色，至于这个《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远吧？”

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

顾颉刚认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拓性贡献的是郭沫若。

宋云彬评议道：“自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一切曲解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谬论，都扫荡了。”

陈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创作纪念时，吟诗称赞他的史学成就，诗云：搜奇甲骨著高文，描史重征起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老舍对郭沫若有过较全面的评论，他说：“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1.他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及翻译；2.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3.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4.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5.他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