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

《三叶集》载，1920年初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我独陷没在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咳！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我是连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宗白华说：“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般下加木)》，直接产生于这种忏悔的心态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1922年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曾经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谴责自己生活不检点而“万分惭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一再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

神伤

在上海时，一日，郭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郁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郭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同班同学周国平评价为“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郭世英从小极为聪明，很小就能背一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当年年，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就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家催稿时，郭沫若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

郭世英是一个独立思考者，曾经说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

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他还很先锋地试验着用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写作。他妈妈于立群认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他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高干子女应当享有的生活，反而对父亲和他身边的人享受特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进而加以否定，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之紧张。

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郭民英，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凶信很快传到了家中，当晚，郭沫若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一说是四楼）房间里破窗而出，他死时，年仅26岁，落地时，他的双手被仍被反捆。郭世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不得而知。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周恩来曾说过：郭世英实属为我而死。其真相如同孙维世之死颇具吊诡。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郭民英于1967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沫若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以泪研墨，一笔一划地抄录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那一册册被点点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整齐地置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世英与民英中学时的一幅合影，兄弟俩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