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欲情

郭沫若在一生中有多位情人，包括安琳(彭漪兰)、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等。

郭沫若当时有一个情人，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丨盐丨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楼上，安琳和郭沫若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另据朱其华在1927年底回忆时，谈到了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他甚至说郭沫若和安琳是色情狂，当众**。有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

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嫖娼，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与于立忱有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也是郭沫若后来的妻子于立群的亲姐姐。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游行，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关于郭沫若未和于立忱结合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他不抛弃安娜和孩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利用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失去安娜，可能失去日本的保护。所以，当他回国后，安娜失去价值了，他立即和于立群同丨居丨了。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认为，他写此文的重点不在于纪念于立忱，而是暗示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丨居丨了，然后以此推托自己是于立忱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