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也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

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而胡适1923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

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而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了一阕《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郭沫若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治学篇补遗：

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著名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就是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成绩，四人的学术贡献相差无几。

民国史学研究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

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著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

郭在翻译方面成就显著，他翻译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雪莱诗选》、河上肇原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翻译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郭沫若还将“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当作自己翻译的另一个方向。他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念念不忘让古代文献通过自己的手再现风采。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