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轮到郭沫若演讲，他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丨潮丨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

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沫若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何应钦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但他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沫若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一天，郭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郭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郭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于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郭沫若的世界观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文艺思想变化：早期提倡主题“天才、灵感、神会”到强调文学为第四阶级工农大众服务。

变异

1927年,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向蒋委员长忏悔了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

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他们办《文学旬刊》。当时郭沫若许诺“尽力帮忙”。

然而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几天后，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1928年1月，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丨醉丨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鲁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挽联写道：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在上海初次会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当时郭沫若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在几天前刚刚出版。据胡适日记记载，当日是商务印书馆的周颂九、郑心南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但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根据他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郭沫若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拜访胡适的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