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事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国民党时期，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郭沫若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胡萍等人为郭沫若洗尘。之后，郭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剧场上演时，他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1962年除夕，严寄洲和一些朋友去郭沫若家拜年，告辞时，严寄洲讷讷的说“郭老，请您有空的时候给我写几个字作记念”郭老慨然应允道：“我立即给您写。”并说：“再过一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即答应给您写几个字，哪能拖一年呢，我可没那么大的架子。”
革命
二十年代，郭沫若一直站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直接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25年诗人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创作了剧本《聂莹》，以此表示自己对于这一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对于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
1926年3月，郭沫若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1926年7月，他参加北阀军，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直至代理主任等职务。随军由广州到武汉，由武汉到南昌。1927年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又转道汕头，香港，最后到上海。1928年2月，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也是当天上午推选出的二十五人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刻，郭沫若还在九江张发奎部队里。起义的消息传来，大家反应不一，郭沫若想说服张发奎一起去南昌，张发奎却想让郭沫若同他一起远走日本。结果二人分道扬镳，张发奎没有阻拦郭沫若，反而劝他趁今晚口令还没有改变赶快走。
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家中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郭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郁达夫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郭沫若于是立即回国。
郭沫若后来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日本报纸报导后，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时至1937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