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附：八卦文人的长寿
呵呵，最近感觉越写越重了，还是继续回归八卦吧。一直喜欢梁冬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认为光是纯粹八卦的太轻，纯粹的严肃太重，在八卦之中有一点严肃，在严肃之中有一点八卦，才是真正合乎人性。好吧，继续八卦。
从民国一直到70年代，按说是文人多舛的时代，许多文人死于暗杀，如史量才、闻一多；死于捕杀，如王实味、柔石；死于自绝，如梁巨川；死于国难，如陈散原；死于饥谨，如朱自清；死于浩劫，如
举不胜举，但是文人的平均年龄依然是大大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高龄的非常多。试从名文人中举几个例子，强烈欢迎大家补充（以下年龄按传统记虚岁）：
章克标108岁，陈翰笙108岁，苏雪林103岁，毛彦文105岁，苏局仙110岁，巴金101岁，冰心100岁，马寅初100岁（其一妻106岁）、陈立夫102岁，晏济元1901年出生健在，100岁以下90岁以上太多就不列了。
需要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才113岁。这是否说明读书有利健康，至少有利寿命，呵呵？
继续讨论刚才的问题，有一位叫但斌的经济人的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
他写到;“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机，总会有老帝国衰退新帝国诞生，但过去这种变革往往伴随着残酷血腥的战争，今天变革的原因也许会有所不同。威廉姆森在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曾用4个制度层级来说明一个民族真正强盛的原因：一是非正式制度：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二是正式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政体、法律、司法、政府，其变化频率10—100年；三是治理（博弈执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变化频率1—10年。四是短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较高的层级对以下的层级施加限制。其中真正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今天已有人反思欧美人“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我们古老民族性格中重视教育，善于储蓄，吃苦耐劳的品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走的更久远。”
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由于金融危机，西方信奉了几百年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制度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动摇，资本论这些书又开始好卖了起来，而介绍东方伦理文化的书籍也受到追捧，这也许是一种对未来的隐喻呢。
我补充一个观点，大家不同意尽可以在学理上展开批评：
按说历史不能假如，姑且假如一下吧，假如戊戌变法成功（目前有一些学术书籍研究分析本是很有希望的），那么中国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文化革命，甚至社会革命，也就进行一些制度革命，和日本、英国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一样可以把中国引向现代化。这样的话代价最少，没有杀人如麻、没有血流成河、没有党禁、没有洗脑。如果是这样发展，也许大家根本就不会去谈论什么文化层面的问题了，如同英国从没觉得是不是要把萨翁扔了，才可以进资本主义一样。
可惜的是当时改良没有成功，结果革命了一百多年，你唱罢来他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到打的没的打了，到头来还是得从头一点一点解决中国的问题，又回到了改良的路子，而革命了的许多东西却再也拣不会来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上世纪那些精英们当时不那么激进和大跃进，我们的今天也许会更好些；同样，今天的我们如果不那么激进，多解决问题，少提出主义，多注意传承，少搞革命和破坏，我们的未来没有理由不更好些！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篯去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高格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