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文章继续写道: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粘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此事引起了吴宓心中的嫉恨。这事的反响到了清华欲请钱钟书回校任教时，试图大度包容徒儿的吴宓一时没想开，才出了一口闷气--投了反对票。在1937年６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变动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于６月28日以“将来聘钱钟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一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却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发现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钱钟书，但为时已晚。
但吴宓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但钱钟书此后依然拿老师的事情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吴宓曾向钱钟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宽宥了自己的学生，依旧将钱钟书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在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事中，吴宓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想聘请他，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原因大概是钱钟书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钟书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其实吴宓对钱钟书很是赏识。他和冯友兰将钱请到联大。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钱钟书离去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激恋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当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与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