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在遭到同学们的嘲弄之后，４月１５日下午的国文考试课上，教员庞先生忽然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他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在试卷上把“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点头称是。但他心里嘀咕，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轻易改动？所以，那个名为“吴宓”的诗人、教授，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到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研习梵文，当面向吴宓指出，“曼陀罗华”（Ｍａｎｄａｒａ）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性情
冯友兰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得投机，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断，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先生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果然同睡在一张床上。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把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并把这件事郑重地写入“吴宓日记”。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七七事变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七七事变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1944年，吴宓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多情，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让女士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吴宓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感情危机出现后，很快招致周围朋友的反对。陈寅恪认为吴宓因坠入与毛彦文的情网之中，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汤用彤也劝吴宓三思而后行。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诸师友皆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去规劝吴宓，浦江清见吴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吴宓与毛彦文先后赴美，在美为友或同丨居丨均可，每月寄生活费给陈心一，久居美国不归。吴宓对这一建议断然否定，认为：“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则此爱将无价值，宓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所损为较小矣。”吴宓所说的“事业”包括《学衡》，自然也包括《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想爱情与事业二者兼得的。权衡再三，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