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最后他写道：“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呵呵，敲字累，引用一段给仁兄看，事实基本如此
鲁迅是蔡元培的人马，所以因为蔡元培的缘故，他对章士钊很藐视，也因此对章士钊的打手杨荫榆就更加看不惯，以致于推崇许广平、刘和珍反对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杨荫榆的好友李四光看到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的文章，他本来是搞地质的，偏偏这回管起闲事来，他就以旁观者的身份写了一篇他眼中的杨荫榆女士的文章登载在朋友徐志摩的刊物上。这下引来鲁迅的大骂，一般人是不大敢和鲁迅对骂的，因为一是时间不足，再者也骂不过鲁迅，岂料李四光此次是钻了牛角尖，于是又回复，鲁迅的斗志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而徐志摩作为半个主人，实在是想让双方冷静一下，就写了和事老的文章《请让我们带住》来解劝双方，哪知道鲁迅以为徐志摩是帮狗吃屎，立刻回击，写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带住》一文，顺带着把鸳鸯蝴蝶派也给骂了。这回轮到李四光傻眼了，因为他知道了鲁迅真是不好惹的，这样他便不吭声了。鲁迅一见对手服软，也就此罢手了。
公案
与鲁迅的笔战还引发了抗战后的一段公案。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席话引起了轩然大波。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逸事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梁实秋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实秋表示不满。店主便取出十二元的龙井。梁实秋仍然不满。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梁实秋如遭棒喝。
结婚后，梁实秋和程季淑在上海生活了3年，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罗隆基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梁实秋家诉苦，每次都是程季淑将她劝回去。
1930年夏，梁实秋生活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徐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没头没脑地在电话里大声说道：“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一听之下，梁实秋顿时大吃一惊。立即反问徐志摩是什么事。徐志摩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受其友人某君委托，替其妹做媒，对象是梁实秋，请问他梁实秋意下如何。梁实秋听了徐志摩所说的，莫名其妙。他说：“你在做白日梦，你胡扯些什么？徐志摩说：“我且问你，你有没有一个女学生叫×××？”梁实秋说：“有。”徐志摩说：“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你的口气。”梁实秋告诉徐志摩：“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女生谈话。”徐志摩在电话中最后说：“好啦，我把黄警顽先生的信送给你看，不是我造谣。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梁实秋不假思索地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说完，便放下了话筒。
从美国回来的梁实秋上课时，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实秋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他：“您是否觉得抱歉？”梁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在抗日高丨潮丨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