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 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足见他对妻子的深情。
后来，高真带着孩子随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真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真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很多学生都住进闻家。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斗胆的再发表一些想法,鲁迅的阿Q和狂人日记都算不上很出色,它们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更多的是承担文化革命的社会功能,以文学为武器,在纯文学和艺术性上都不算很好,倒是一些短篇我很喜欢,比如 在酒楼上,还有他的一些追忆散文我也喜欢,如社戏之类,里面有鲁迅非战斗的温柔人性的另一面
有人曾说闻一多喜欢过方令孺。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到青岛后不久，就把妻小送回老家，一人独居，这一点连好友梁实秋也不理解，不过梁好吃，夫人厨艺绝佳，当然舍不得老婆走。
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