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婚恋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称高真的舅舅为九舅，幼时还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贞，在家大排行第七，闻一多称她七妹。闻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哥。
高家也是一个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奖赏。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这个家族内，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高真的祖父做过知州、同知等，据说还做过道台。高真的父亲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他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来的金首饰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在官场多年，自己却一点积蓄没有。因此，当他四十多岁就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退时，家境也就随之败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亲自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
闻家和高家是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高承烈喜欢闻一多，在和闻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回家来总夸奖他，特别是夸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八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照封建习俗，定了亲的男女孩子在结婚以前是不能见面的。然而闻一多呵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这次见面给他们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闻铭问母亲，还记得父亲那时穿的什么吗？她说：“棉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过了一会儿，她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写道：“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对于父母给自己订下的这门娃娃亲，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没有时间去多想。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为了说服儿子，他让当时同在清华读书的侄子闻亦传——闻一多的八哥来开导弟弟。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婚期订下后，而父亲却为此痛苦不已，夜难成眠。寒假前，他怀着沉重阴郁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望天湖旁的闻家大院喜气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亲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闻一多却愈发感到窒闷，满腔的苦楚只能在诗中倾吐。婚前一周，他写下了那首满载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的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在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的作用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他准备婚礼的过程里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 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他回到清华大学。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婚姻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闻一多对于这门亲事极其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恳求下，闻的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们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