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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传来的枪炮声打断了闻一多教书、做学问的惬意生活。北京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闻一多不得不带着家人撤离故都。这时妻子正好不在身边,从不打理家务的闻一多对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后,他只带了两本书离开了北京。当时,闻一多在车站上又遇到正要赶回山东临清的臧克家。臧见闻一多所带行李非常简单,想他亲的四壁图书,便问:“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回答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传道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收到通知书。注册报到时,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闻一多讲课有两个癖好。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候上,认为这样有气氛,容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时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走进课堂,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打开来,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一阵笑,当然没人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上课。他主讲的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等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

学生秦泥回忆老师闻一多: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很多,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来听,窗外窗里都站满了人,除了座位以外。

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有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图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了。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闻一多在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闻上课有一个特点:可以抽烟。老师抽,学生也可以抽,而下面的抽烟的学生。汪曾祺对闻一多教的古代神话课,评价是非常“叫座”,因为闻讲这门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先生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也觉得值。

汪曾祺对闻一多讲的课印象最深的是唐诗,他不止一次说,能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现世无第二人。因为闻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也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汪说闻讲晚唐诗人时,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对闻的这门课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对文学和美术都感兴趣的一个人。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闻一多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从艺

闻一多擅书画。“七七”事变后,从长沙到昆明全程3300多里,有的教授开始写日记,而闻一多却拿起了画笔,在历时68天的跋涉中,沿途画了50多张写生画,同时还蓄下了一把胡须。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困顿

抗战爆发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水平从此一落千丈。无奈之下,他只能卖书。到后来就把自己最心爱而且最必须用的几本书给卖掉了。闻一多卖书的时候想,我只卖给学校清华图书馆,等到将来我有钱我还能收回来。卖完了之后他对夫人说,教书的卖书,心里好难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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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818民国那些大文人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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