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闻一多教子方法也别出心裁，堪称一绝。据曾经跟闻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先生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 从水泡上挑下的脚皮可谓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为什么闻先生却视之如宝呢？后来，马学良先生才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将其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
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世人皆知毛泽东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殊不知江青亦然，且也是在大学图书馆。江青原名李云鹤，因机缘巧合，被友人推荐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并由闻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听。由于她颇有姿色，身材挺拔，乃被吸收进学校的海鸥剧社，并与剧社社长俞启威由恋爱而同居。江青在青岛参加共产党，因革命形势变化去了上海，遂与俞启威分手。后来，俞启威改名黄敬，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去世。
立场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大家喝了9斤多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把吴晗叫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在教授会议上，傅斯年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怒诉国民党这是实行“黑色恐怖”。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当着冯友兰等教授的面，痛骂蒋介石：“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诗人
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闻一多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他提倡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表示，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
闻一多从结婚时起就着手实施“诗化家庭”的计划，即使在后来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活动也不曾中断过。闻一多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他的孩子们坐在旁边，他像讲课一样一篇一篇讲，中间偶尔停顿，让孩子们说说是什么意思。听孩子说完之后，他就再说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讲完之后还要他们背诵，如果背不下来的就罚捶腿。
闻一多见解云：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臧克家进入青岛大学学习，最初报考的是梁实秋英文系，因为记忆力差，吃不消，想转兴趣读中文系，而中文系主任则是闻一多先生。当时，在青岛大学，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那是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贯主张。但是，想转到中文系的人不少，都没有成功。于是，臧克家便去找闻一多先生自报姓名，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他一眼，高兴的说：“你来吧。”从此，臧克家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得诗，便跑去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为学
从到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的夫人说，闻一多有时候半夜里头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醒了忙问“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怎么考证。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