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他在科罗拉多大学时，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办的周报上刊载了一首诗，是一个美国学生写的。诗中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当时，闻一多和梁实秋看了很是不满。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道：“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的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这一挑衅。”于是他们每人写了一首诗，并同时发表在下一期刊物上，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梁实秋认为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他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有很大关系。梁实秋说：“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为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

闻一多最后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但没有得到学位。闻一多在将毕业时又受到了一次刺激。当时毕业学生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那一年，中国学生毕业的只有6人，美国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中国男生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他们6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学生自行排成三对站在队列前端。梁实秋说：“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让他爆发起来。”

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有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难他了。梁实秋曾听闻一多讲起过这件事。梁实秋回忆说，闻一多到了科罗拉多大学之后，就和他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这里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

闻一多在回国前曾对梁实秋说：“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梁实秋后来分析闻一多急于回国的原因时认为，闻一多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那时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亲。闻一多对美国的认识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这是他选择早日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他的具体处境相关。他那时已经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许多朋友都认为，闻一多的性格不适于长期羁旅，梁实秋就认为：“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

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以后再没有去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希望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还是决定不去，因为他认为民主运动很需要人。据冯友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闻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

爱国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5年，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七子之歌》，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闻一多因抗战而蓄须。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闻一多听到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马上跑到理发馆，剃掉了留了八年的胡须。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他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一二•一”惨案后美国加州大学发来的邀请信，聘请闻一多为客座教授，而且说明可以带家眷一起去，但闻一多再三考虑后，决定不出国。他说在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昆明还有工作要做。

抗战期间，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闻一多如坐针毡，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以1943年为时间标记，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

1945年，闻一多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逸事

闻一多是湖北人，闻家是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大族。据族谱记载，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闻一多少年时在读书札记《二月庐漫记》中就写到了这个传说；他也曾作过《闻氏先德考》，虽因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后来在北平住时，闻一多带着妻子高真去看过文天祥的囚禁地，并给她讲述族谱中的记载，他告诉高真：“这就是关文天祥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姓这个文，以后改了的。”闻家对子孙的教导较为严格。闻一多的父亲闻邦本(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他较早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 他能顺应历史潮流，不把儿子们拴在家中守业，而主张送他们出去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新本领。闻一多的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

闻一多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名字只一个“多”字，“一多”是他“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的名字。闻一多报考清华的那年，清华只在湖北招4名学生，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一多名字的来历。少年闻一多，读过不少梁任公（梁启超）的文章，学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笔，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赞许，但他的其他功课却平平，因此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读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清华的10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在清华的时候，闻一多就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本级毕业留美，应在1922年夏，在毕业前后概称辛酉级）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来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赵醉侯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其中四句是：“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位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多一人学了美术，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同学，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没有闻一多激进。

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