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的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那个男中音，我有在一篇文章里边写到，他像那个中提琴那个男低音，非常好。
闻一多有泰山崩于前不色变的气质。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军突来空袭，以致停电，众人惊惶躲避。闻一多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敌人捣乱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自省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言论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清华虽然是按美国方式办起的学校，但在当时的学生中，也不完全认同它的一切。梁实秋就说过，因为清华是庚款学校，总觉得有一些国耻的意味。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化的清华》，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相当尖刻，他说：我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筋里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经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
《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一文中，闻一多还曾这样谈到节日各种艺术活动的感染力：“这时最险恶虚伪的心也能闪出慈柔诚恳的光耀；这时什么沉忧烦虑都匿形遁迹了；这时人类中男女、长幼、富贵贫贱各种界限，同各种礼教的约束都无形消灭了……”
臧丕
青年时代的闻一多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评价胡适，他只是在有关新诗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适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要做新诗？》，另一篇是《谈新诗》。从他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闻一多对胡适在新诗上的认识是很不以为然的。青年时代，闻一多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适，多数都很轻蔑。在《〈冬夜〉评论》中他就说过：“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章节。”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他说：“胡适教授苏曼殊大师都译过一点拜伦，但那都是些旧体的文字。”他在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还说过：“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情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适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闻一多在给其父母的一封信中还有过这样的话：“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是说了很公道的话，他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之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不十分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一些“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鲁迅。
闻一多说起鲁迅：“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
五四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闻一多正好20岁。“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清华没有直接卷入。清华学校在郊区，那天又正好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有进城的同学返回学校，讲了白天城里学生的爱国热情。闻一多听了很受感动，当时，他在清华学生会当文书，于是便连夜抄了岳飞的《满江红》。25年后，闻一多在《‘五四’历史座谈》中说出了这件事，人们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说：“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闻一多说这件事时，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对现实最看不惯的时候。是时，闻一多对他当年的行为已有了新认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前后思想的变化。梁实秋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在闻一多的心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运动，他是容不得有人对“五四”运动说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过：“‘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还担任了清华学生代表团的书记。闻一多后来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过当年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情形，他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评价很高，尤其对清华学生的表现，更是非常肯定。他这样说：“清华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
眷恋
闻一多在美国只呆了3年，按清华公派留学生的规定，公费是5年，还可以留学两年，如果中断一年，亦可复学，同样享受公费。但他却没有待到5年，由此也可以判断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梁实秋说过：“一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闻一多在出国前夕，曾和梁实秋几次商量，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梁实秋则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他才终于成行。也许是闻一多过于倾心于他的诗人生活和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东方艺术的妙处，他在美国并不安心。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他曾说过：“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实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做点实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