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十三、闻一多
闻一多是革命烈士，但他亦是诗人，著名的《七子之歌》就出自他的笔下。但是，闻一多并不只是革命家、诗人，他还致力于中国国学研究，著作颇丰。同时，因为有诗人浪漫气质，他热爱艺术，擅绘画，篆刻，是一位艺术家。
性情
21岁时，闻一多曾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
在清华时，闻一多还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对此，梁实秋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1919年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当时还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卢沟桥事变后，闻一多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临大)。此时闻的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但妻子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就是不答应。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闻一多途经武汉时，写信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高孝贞这才消了气，给丈夫回信。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闻一多先生满怀悲愤，“拍案而起”，亲笔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疾呼：“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父亲：“父亲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错误，敢于否定自己，他曾公开承认自己对鲁迅有过偏见。”在闻立雕眼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有很多次，他尊称父亲为“闻一多先生”。“说他是慈父，因为他对我们五个子女都非常关心。大哥学习特别好，从高二跳级直接念了大学，父亲就把一支在当时还是比较昂贵的派克钢笔给他作为奖励。而我比较贪玩，不爱学习。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问我：‘怎么不做作业？’我撒谎说老师没布置家庭作业并说：‘你不相信去问老师嘛！’那时我家在小西门武成路福寿巷，而学校在凤翥街，我知道父亲肯定不会专门跑去问老师，故意说了那句话。不曾想父亲一下子就生气了，脱下脚上一只鞋，要打我屁股，而我边跑边喊，父亲只穿了一只鞋，边追边打，母亲听到我的喊声赶快出来劝阻了父亲。”回忆起当年，闻立雕先生告诉我们，父亲并不是一个爱打孩子的人，只见过他打过两次孩子。作为父亲，他要求他的子女做人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谎。因为自己撒谎，父亲才发了火。
在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对感兴趣的课舍得下气力，加上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学生，在这类教授面前，汪就不太吃得开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诗，要求学生详详细细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爸爸有些不适应，就经常缺课。结果，毕业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收汪当助教，朱一口回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但是，闻一多却很喜欢汪。那时，闻一多的政治态度已出现转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家约稿。闲聊中，闻对汪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汪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汪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很快写了回信，说汪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到汪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悲悯
闻一多说：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判激来得强，发动也来得强，也许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得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看见有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当时哪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当时的百姓本来就瘦弱，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一多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他就上去劝架，结果那个军官大骂他通。他回来气得要命，夫人就说，你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心疼！”事后闻先生对学生说，他看了这个就像心里受刑一样难受，他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同情心，他看了这个就说，为什么离杜甫写《石壕吏》一千多年以后，我们现在情况比杜甫那个时候还惨呢？
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