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文丨革丨
与***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丨潮丨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丨革丨”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文丨革丨遭遇时，他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其实，文丨革丨中梁漱溟也受过苦，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有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漱溟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文丨革丨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梁漱溟先生“文丨革丨”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谈此事时，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他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九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当支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丨革丨”搞糟了，“文丨革丨”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丨革丨”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丨革丨”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丨革丨”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 后来，梁、冯有了一次会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婚恋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穿戴整齐、带着对世道的无奈跳进了北京的净业湖（即今积水潭）。父亲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决心从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现状，梁漱溟在北京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慷慨之叹，并于1921年5月，宣布要献身于儒学，走进世俗的生活里。于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过，梁漱溟认为，对他来说，寻求婚姻之乐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漱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组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是，婚还是马上订下来了。如此容易的订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当然，依梁漱溟的修养，对待如此大事断不至于没有一番考虑。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订婚当年，两人便成亲了。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梁、黄二人婚后起先几年磨合欠顺，越往后越生出爱意来，属于那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因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因此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妊娠，最后死于“前置胎盘”的难产，梁漱溟痛苦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