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氏也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里地面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是一定要干净可鉴的。章氏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章太炎在上海剪了辫发，当时看到朋友一件西装，穿着西服没有辫子还不太扎眼，所以借着这件西服穿了起来。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乃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又复废黜了清朝年号，这大清朝的长袍马褂是不想穿了。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截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接而不牢，缚而不紧，于是只见他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上张园演讲，大庭广众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从日本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日本衣冠文物犹有盛唐遗迹，于是他回到上海后衣装一变: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因为剪了辫发，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这和服还有些来历。因为日本当时刚脱离封建时代不远，有些世家还在和服上绣着家徽，章太炎仿效日本家徽，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而不是满族奴隶。这件衣服他一直穿着。革命成功后亦着装如故。1913年八月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章太炎一度以为自己性命不保，次年五月决定绝食，安排后事的时候特意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居家上海的汤国梨，以慰其思念之情，大概想着自己如果尸骨无存，至少还有这一件革命故物可作衣冠冢吧。”
章太炎的辫子也是一大景观。因为出了租界之后无辫仍然有被抓之虞，于是他就不得不在帽子里装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是他又不愿效通常做法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就不免常掉下来，更加引人侧目。有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倒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没人敢赌。
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批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行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秋，房东吵上门来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夫人潸然泪下，章太炎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章夫人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好友董康 (绶经)；董康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送回。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搬家时章太炎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作为大师，章太炎成绩卓著，但作为普通人，他却有许多“不合格”之举。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据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有一次章太炎从孙中山家里回家，一出门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太炎说：“家里。”车夫问：“你家在哪里？”章太炎说在马路上的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纸店，结果车夫只能拉着章太炎在马路上兜圈子。后来孙家打电话问章家，才知道章太炎并没有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声前马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着送回家中”。
还有一次，章太炎从南京回上海，他的家人记错了班次，他就自己下车雇了一个车夫，又在马路上兜起了圈子。“他的家人接他不着，焦急万分，派了二十余人在市内分头找寻，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从此，他老人家出门，非有人陪伴不可”（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更离谱的是，有一次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摸到了回家的路，竟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而且倒头就睡。这本是邻家一个少丨妇丨的卧室，她早上出外购物，回来一看一个大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左右邻居都认识是他是章太炎，就把他叫醒，并护送回家。章太炎一时搞不清楚状况，竟然不高兴地问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不仅不认路，对钱也一点儿没概念。他晚年靠卖字为生，却根本不知道钞票有什么价值。据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还是在上海爱国学社的时候，因为章太炎老不洗澡也不理发，有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钞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然而有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913年四月的时候（三月宋教仁被刺杀），章太炎弃东三省筹边使之职，南来抵京晤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和章太炎说“体己话”：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章太炎踌躇再三，接了下来。但袁世凯深知章太炎有点迷糊，明明白白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等于白送，结果他还是没有拿到手。原来，他拿着这四万元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刚回到上海，南通的张謇状元就直奔他而来，开门见山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最后还是支支吾吾拧着脖子将此款交予张謇“充公”，看得一旁的汤夫人心疼已极。
据说晚年章太炎寓居上海，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居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深深点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也不看后面了，就和人家议价。人家觑得他这样满意，因而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已经超过时价很多了，本还有还价的的余地。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还可以加一点，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汤国梨闻讯赶来，大势已去，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而且，房子还不能住，原来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就有机器轰隆隆开个不停。这房子卖也卖不出，租也租不出，结果只好空着，还得雇人看守。于是他们只好买地再造新居。
嗜好
章太炎嗜好是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抽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
章太炎先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革命元老冯自由（冯玉祥）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冯玉祥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玉祥致送了润笔墨银20圆大洋。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些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