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
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评说
对于罗隆基的评价，罗隆基的朋友梁实秋最为中肯，他说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去世后，章伯钧说罗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章诒和说罗隆基：“父亲（章伯钧）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胡适日记》中也就有了关于罗隆基的一段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吴宓说罗隆基不大忠厚。
储安平说罗隆基“德不济才”。储安平说：“大约在1937年春天，我那时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社长，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在英国读书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储安平给罗隆基晨报的稿子，都被发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归去
罗隆基死于心脏病突发。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
九、蒋梦麟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忧国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从此，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
在蒋梦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台湾的乡间小道上，据他自己说，台湾的每一个穷乡僻壤他都曾到过。蒋梦麟为台湾农村的复兴与发展身体力行，不仅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治校
蒋梦麟初到北大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