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苦学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丨警丨察总监吴炳湘带领丨警丨察追捕。罗隆基在与丨警丨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丨警丨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逸事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狂妄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为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丨安丨局第七区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