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婚姻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 —— 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

评说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十、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