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沈答：“我就是。” 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