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林语堂仅曾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但他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丨炸丨弹，而在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

1940年 5 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 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 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人海之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也与日俱增，愈来愈浓烈。他在美国居住 30 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

林语堂结束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

嗜好

烟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他发明的。他把太太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也可以算是天下“瘾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语堂一生嗜烟，他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留下妙语若干。他说：“从一个吸烟者戒烟的短期中的经验的若有所失的感觉，最足以显示吸烟的艺术的实际的价值。每个吸烟者一生之中,免不了欠少思量的时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脱离关系的尝试。”“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的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他认为戒烟是懦夫的行为：“在我这次做懦夫的三个星期中，我竟会故意拒绝一件我所明知具有巨大的提升灵魂力量的东西。其经过实在是极为可耻的。现在我已恢复了理智，每当回想这件事时，我正不解当时这种道德的不负责任行为何以竟会维持到这般久。我在这痛苦的三个星期中，内心日夜交战着。”“当时我的动机其实很可笑，我不解以宇宙中的人类而言，为什么不能吸烟？对这句问话,我现在实在找不出答语。”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

性情

1927年，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的做人准则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谅别人的缺点，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语堂在几乎不会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儿所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是，那家伙聪明。此人确很聪明，他会修理电铃，会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还会补抽水马桶的浮球。更让林语堂开心的是，那家伙会修理打字机。林语堂的幼稚病又犯了。他爱屋及乌地把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替他出学费，让他去念英语夜校。幸好，那家伙不成器，没有去念。后来，林语堂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这小瘪三与这个女佣好上了，两个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语堂从没有怀疑他们，还是等这两个家伙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明白过来。

又有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去玩，本来说好第二天才回来，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们改变了初衷，当天晚上回家了。到家之后却发现，厨子和洗衣服的女佣人睡在他们的床上。这可把廖翠凤气坏了！她立即把他们赶下楼去，并让孩子们的保姆换了床单。第二天，廖翠凤执意要赶这两个人走。林语堂又发慈悲了。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而那个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了。厨子却因祸得福，把他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来，顶了洗衣妇的职务。这又是林语堂的主意。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 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 “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举一个颇有魏晋风度的故事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倒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转贴一篇南方周末的报道，文章尽管讲的只是法律，但可以想见在人文社科的许多方面，时代在发展，学术以及思想却在大退步。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本报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